笔者没有想到只读到初中一年级的自己能当上教师，更没有想到刚过30岁就当上了校长，理所当然地不会去思考自己这辈子有没有可能成为教育家的问题。但按拿破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逻辑， 我以为不想当教育家的校长就不是好校长。在我的心目中，中国活着的教育家印象不深，可能不是没有，而是我等不知道。不像我国的艺术家，到处都是。特别听到那些二十来岁的人被称为歌唱家时，我的内心总有说不出的感觉。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不争的社会共识，艺术领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而教育界是没有出息的。或者反过来理解，教育界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不容易冒出公认的教育家，而艺术界没有人才，稍有水平就成了“家”。不过这种说法无疑是苍白无力的。之所以笔者要提出这个沉重的话题，主要是基于对理想教育的追求，呼唤营造造就教育家的环境。
能成为教育家的人，首先应该有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不是凭一个聪明的脑袋胡思乱想，更不是奴役于别人的旨意在极其有限的空间作某些特定的思考，而应该顺着人类进步的方向，遵循人的发展规律，不迷信权威，创造性地开辟前进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的教育家，即使得到了某种认可，除了他本人的自我陶醉或满足某种特殊需要外没有多少社会意义。
可以称得上教育家的吕型伟先生曾经对笔者说过，“要利用民办学校的优势好好干，中国的教育家很可能就出在民办学校。教育家杜威和陶行之都出自民办学校。”吕老的这些话虽然不会成为促使笔者朝教育家方向努力的动力，但促使我努力地去思考另外的问题：为什么我国的公办学校出不了教育家？我国的民办学校能出教育家吗？
笔者关注到作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支撑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洋理论。中国历史这样悠久，文化那样发达，传统教育那么具有魅力，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核心理论呢？这些问题虽然不需我等小校长担忧，但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我国的学术界和教育行政部门对世界教育的走势以及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否则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竭尽全力地推进新课程。新课程倡导的核心理念的正确性也是基层教育工作者广泛接受的。几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知道，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有面向未来的教育。早些年，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教育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因此，中国的教育无论出现怎样的风风雨雨，代表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我国的教育要出现大的波动，与世界教育的大方向发生重大偏离，那么，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会拉得更大。中国的校长要成为教育家，首先应该懂得这一点。如果校长们努力为之奋斗的不是为了中国的理想教育，而是为了局部的小团体利益，或是满足眼前的急功近利，那么，即便是闻名全国的校长，也不过是一芥草民而已，根本不可能成为公认的教育家。
让中国的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校长们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去为理想的教育而奋斗。遗憾的是，现实的教育能够留给校长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校独立法人地位得不到保证。
计划经济时代的学校，它的地位相当于工厂里的车间。无论是对人财物还是对课程与教学的管理，学校只能服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不可能有自身的自由空间。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校长理所当然地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很可能校长在执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稍有偏差就会受到批评，甚至被免去职务。那时评价校长优劣的标准是在执行指令过程中是否得力。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会出教育家吗？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法人，学校相对的独立性越来越被有关方面重视。譬如人事权，教师不再由教育行政部门委派，改由学校选聘。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实行岗位管理，实现了由直接管人到管理岗位的转变。再如课程与教学，国家留有一定空间给予学校，让学校能有一定的余地规划“校本课程”。虽然这种空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操作过程中还不能真正属于学校，但认识是先进的，理念是到位的，因而无疑是一种进步。中国校长队伍中可能出教育家的曙光就在前头。
但是，目前的教育现状表明还不是出教育家的年代，主要的原因是学校的法人地位暂时还不可能真正确立。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学校的教育经费严重缺乏，校长无法按预算独立支配必须的钱财。他们要付出极大的精力想方设法争取起码的经费。在现行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校长要用很多时间周旋于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之间。分管领导同意了，并不等于主要领导同意。如果地方政府的领导对教育比较重视，校长花点时间还有结果，假如地方领导不重视教育，校长用掉的时间更多，还得不到好的结果。难怪有些学者说中国的校长首先要成为外交家，而且这种外交不是教育本身所必须的。经费问题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可能性会受到很大影响。
第二，升学率对中国校长的压力太大。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因而，老百姓几乎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由于我国现行的用人制度偏重于学历，而我国还没有找到一个能替代高考制度的办法，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几乎都压到了学校的头上。只要升学率一出问题，学校要面临关门，校长还当得下去吗？所以，中国的校长，特别是中学校长，不大可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升学率上。一荣俱荣，“一好遮百臭”，校长们都懂得这一点。那些在抓升学率上出了名的校长能否成为教育家，笔者还是比较怀疑的，因为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还没有到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时候，主要还是用时间和精力拼出来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校长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应试教育上，能成为教育家吗？
第三，中国的教育管理还没有真正走出计划管理模式。由于我国法规制度还在逐步完善之中，我国的教育管理还主要依靠行政指挥的方式运行。在一些重大改革到来的时候，学校必须跟着上面走。就拿江苏的教育来讲，上面抓常规管理，学校就抓扫地唱歌做操；上面抓素质教育，下面就搞活动；上面抓教育现代化，学校就千方百计造房子；上面抓创新教育，学校就想方设法出新招。当创新教育还没有明堂的时候，课程改革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一切。这些，江苏的校长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样的大一统指挥下，校长们可能有自己的空间吗？其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呼唤出教育家，一方面又采取有力措施阻碍学校个性发展。像来自各个方面名目繁多的“量化考核”式的评估，几乎让学校疲于应付。中国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能非常强大，教育的政绩对教育行政官员的影响很大。因此，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不可能消除，难怪他们会经常做出有违教育规律的决策。而教育家要考虑的应该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见效的问题。如果校长为了追求自己的所谓理想，不服从上级的指令，可能等待着的是校长岗位的失去，还谈何教育家。假如不当校长，做一个普通的教师，更不可能有自己的自由空间，更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了。
笔者不希望我们酷爱的教育成为扼杀教育家的场所。决策者们应努力地思考造就中国的教育家的机制。首先要解决的是学校的法人地位，要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校长的义务和权利，要把教育行政的职能控制到合适的程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解决的是教育最基本的问题，譬如教育经费问题，人事制度问题，办学方向问题，以保证教育管理的底线。许多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应该放手让校长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尊重本校的历史，挖掘有利的资源，设计学校的发展思路，“基于学校，为了学校，在学校中”，走“校本”发展之路。其次，对不同的校长带领的不同学校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因校制宜，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教育行政部门要有研究意识，对那些在教育上几经磨练，反复被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校长，不仅要鼓励他们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让他们不断地在实践过程中丰富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且要积极地研究那些校长的思想，让它成为教育的财富。这样做还能激励校长们在为教育奋斗的过程中朝着教育家的方向发展。如果教育管理机制只会引领校长学会服从和走向急功近利，那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第三，要宣传教育家式的校长。我国的教育非常庞大，校长队伍中人才辈出，应在校长队伍中树立榜样。我国校长队伍中教育家式的人物太少。不是说教育界没有教育家，主要是教育系统不很重视对有成就的教育人士的宣传。江苏前些年也评出了一批“名校长”，但由于没有注重对评出的名校长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他们除了得到一些荣誉以外，没有在教育系统产生影响力。不管校长得到什么荣誉，如果没有属于他自己的教育思想，这种校长在教育界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对名校长的研究，不应重视荣誉的给予，而应重视教育思想的挖掘。
中国的教育尽管也在呼唤“以人为本”“以校为本”，但实际运作的仍然是以行政为本的管理体制。教育行政部门客观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要从民族利益出发体现国家意志，千方百计地把教育引向理想的境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家庭意志，把教育引向现实。因而，无论是南京“高考之痛”引发的南京教育的反常，还是目前江苏教育发生的异常情况，笔者觉得都是正常的。我国的教育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不仅要代表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也不可避免地应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出现，校长就像一棵树，任凭风雨吹打。校长们能像青松那样“不管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吗？不过，一个校长只会“东风来时往西边倒，西风来时往东边倒”，那可能成为教育家吗？因而，我国有抱负的中小学校长也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在强大的教育行政指挥下必须“下级服从上级”，另一方面又想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走自己认准了的教育之路，有时难免有违上级旨意。总而言之，中小学校长迈向教育家的历程是非常艰巨的。不过，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期待着中国的中小学校长队伍中能出现教育家。这是中国教育赋予校长的历史使命。
(本文已发表于《江苏教育研究》2005第五期)
